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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《兴国调查》中8户农民的后人怎么样了

  如今的兴国山头种上了脐橙和油茶,郁郁葱葱,早不见当年“江南沙漠”的踪影。

  起砖房是李吉锴十几年的执念。他先花3万元在外墙贴上一层瓷砖,即使屋内还只是毛坯。

  李吉锴辛苦了一辈子,毛坯房贴瓷砖,是要宣告: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。当然,贴了瓷砖,将来儿子娶媳妇也容易些。

  71岁的李吉锴生活在江西兴国县永丰乡石坳村,他有8个儿子,3个还没结婚。在兴国农村,判断一家人日子过得怎么样,就看起没起房,外墙有没有贴瓷砖。

  李吉锴家起房、贴瓷砖、儿子结婚这些事,自己操心,县里乡里关心。甚至1600多公里外的北京,很多研究者也关心。

  李吉锴是毛泽东《兴国调查》中调查的8个农民之一李昌英之孙。1930年,李昌英和另外7个兴国籍农民傅济庭、温奉章、陈侦山、钟得五、黄大春、陈北平、雷汉香赶到新余参加红军预备队,当时毛泽东在新余罗坊召开“罗坊会议”,便邀请这8个农民开调查会。调查会开了一个星期,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,有时开至深夜。毛泽东称他们为“我的可敬爱的先生”。

  这次调查会的成果就是著名的《兴国调查》。毛泽东在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中写道:这次调查要比历次调查深入些。第一,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,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,其实没有这种调查,就没有农村中的基本概念。第二,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。

  1941年9月,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到:“我在兴国调查中……得出的结论,只有两个字:革命。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,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。”

  因为在中国革命史和农村调查史的特殊地位,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这八个家庭不断引来各界关注。

  外来调查组人生地不熟,一些家庭分家、搬迁,加上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www.akw36.cn。要找到这八户农民的后代并不容易。

  傅浪是傅济庭的曾孙,住在永丰乡凌源村宋坊组。新房是栋土木瓦房,三个房间。原本他家和三个叔伯家挤一个老屋,傅浪四兄妹跟父母住一间房。

  那是1986年,24岁的胡玉春刚进兴国党史办,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,负责寻访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的后人。

  山路坑坑洼洼,他推着自行车,攀爬在植被稀疏的山岭上。有时寻访一户,路上就得半天,没谈上几句天就黑了,只得借宿一晚。

  夜宿温常鑫家的见闻让胡玉春记忆犹新。温常鑫是温奉章的儿子。温奉章是当初参加兴国调查的八人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。村干部说温家在村里算日子最好过的。不过,胡玉春发现温家7口人住两间低矮的土坯房,每年要花200元购买议价粮。

  两年之后的1988年,全国百县县情调查开始,兴国被选中。江西省和兴国县社科联组成联合调查组,参与其中的胡玉春再一次走访了那8户农民的后代。

  调查组详细比较了1930年兴国调查中提及的劳动方式、生产工具、口粮和债务、文化程度、生活水平等方面。虽然农民翻身得解放,但农村仍很落后,农民生活普遍不富裕。

  胡玉春解释,那时兴国自然条件仍然恶劣,传统农业收成很低,农村改革的活力难以激发。

  毛泽东在《兴国调查》里写道:“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,没有树木,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,河高于田,一年高过一年,河堤一决便成水患,久不下雨又成旱灾。”1980年,英国皇家学会专家德·查理斯爵士考察此地时感慨:“在世界上见到的水土流失范围有如此广阔的不及这里强烈,有如此强烈的面积又没有这样大。”

  兴国曾被称作“江南沙漠”,当地人形容这里天空无鸟、山上无树、地面无皮、河里无水、田中无肥、灶前无柴、缸里无米。一到夏天就和“火焰山差不多”。

  时任江西社科联主席的傅伯言补充了另外一个原因:八户家庭人口倍增,人均耕地过少。1930年,八户农民家庭共51人,人均耕地1.2亩;1987年这八户农民家庭人口达111人,人均耕地只有0.54亩。

  不过,八户家庭后代已经感受到,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情况逐步开始好转了。

  “小学穿的是空调裤。前面磨破了,屁股也磨破了,风从前面进后面出。”说起过去的事,傅浪笑声中带着一丝辛酸,“上了初中就慢慢告别了空调裤,每周带去学校的菜里也有肉末了。”

  生态条件“先天不利”,限制了兴国农村发展,好在市场经济潮起,兴国农民不用像先辈一样在“江南沙漠”里刨食了。

  初中毕业后,傅浪在周边县市打小工。南方谈话的第二年,傅浪扛着装行李的蛇皮袋,和村里二十多人挤上南下广州的客车。

  刚到广州,傅浪在玩具厂做塑胶公仔,后来在老乡开的制衣小作坊里做饭,一闲下来就自学制衣技术。1999年,他跳槽一家大型制衣厂。2000年,傅浪工资每月1000多块钱。攒了7年钱之后,他给家里盖了一栋三层砖房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,不仅是傅浪,兴国调查那八户农民的后代也都南下广东、东进福建打工。

  1993年,李昌英的孙子李吉元去广东建筑工地拉沙子,一年能攒下一万块。1996年,李吉元把老家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换成了新瓦房。

  陈庄德是陈侦山的孙子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陈庄奎、陈庄林、陈庄兴、陈庄德、陈庄才五兄弟到福建漳州的工地里做建筑模板。最开始兄弟几个帮人打工,一天十块钱,手艺最好的人也才十五块钱。四年之后,老四陈庄德开始自己承包工程,拉起一支施工队。好的时候,一年挣十来万。

  到2002年,陈庄德在老家永丰乡果溪村陈屋组,盖了二层小别墅,贴着外瓷砖。这是村子最早的楼房。

  这一时期八户家庭后代已经摆脱了生存压力。1995年和2000年,两次兴国再调查证明了这一点。1995年和2000年所调查的八个家庭后代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236.3元和2200元,为1988年的7.5倍和13倍。

  1995年调查组发现,收入的提高来自多种经营和外出务工。多种经营主要是喂猪、养家禽。1995年,八户家庭后代养殖业人均产值530.4元,是1988年人均收入的3倍多。当年,陈侦山儿子一家养了20头肉猪,100多只鸡鸭,产值12300元,占家庭总收入的36%。

  调查数据显示,1988年,8户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来自于农业;1995年,调查组调查的77人中有10人在外务工;2000年,八户家庭后代近三分之一的人投身打工潮;2008年,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振华探访八户农民后代时,这一比例提高至35.7%。傅济庭的孙子傅传芬、陈北平的继子陈显来和温常鑫三家甚至所有劳动力都在外务工。

  每次回家,傅浪都发现村里过去赤裸裸的山头渐渐披上了绿装。“2000年以后,山头都郁郁葱葱,见不到‘江南沙漠’的痕迹了。”

  当年,“江南沙漠”叫兴国人吃尽了苦头。数据显示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山地总面积的84.78%。流失严重的地区,红砂岩裸露,山体被雨水冲出大量的切沟,当地人称之为“崩冈地”。

  流失的水土造成河道水库淤塞、水旱灾频发、土地肥力下降和燃料奇缺。钟得五的继孙钟来发记得,上世纪八十年代,妻子刚嫁过来时,经常为做饭没柴火发愁。为此,她每次都得天不亮就和邻居妇女去隔壁县少有人迹的深山里砍柴。为了一担柴,往返15公里,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而钟来发最发愁的是,每次下大雨,泥沙俱下,山脚下的稻田经常被沙土冲毁覆盖。

  就在年轻人在外拼搏的同时,留守的兴国人向“江南沙漠”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。

  “为了治理穷山恶水,大家拼尽全力。”李吉元回忆说,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村里号召每家每户上山种树、修拦砂坝、挖环山沟。很多村民带着午饭上山,一些妇女背着小孩造林种草。

  1985年起,兴国全县400多个行政村都安排了1名护林员。傅浪的爷爷傅学桢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村子里还流传着傅学桢的一段佳话:有一年,山里的松树受虫害影响枯死了,傅学桢的儿子傅传荷在山上捡了5担柴,被父亲发现后,按规定罚了2.5元钱。

  傅传荷笑着回忆:“当时村民觉得父亲太死板了。现在见到我,他们都说,多亏了这些护林员管得严,山上的树才恢复得快。”

  山村里的“能源革命”也为“江南沙漠”治理立了大功。傅浪回忆,政府大力推广省柴灶,替代原来费柴的大灶。“灶肚变小了,通风更足,小灶少柴也烧出了原来大灶多柴的效果。”另外,当地还大建沼气池,以沼气代柴。

  人不负青山,青山定不负人。几十年过去了,兴国的植被覆盖率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8.8%上升到现在的82%。一些因为水土流失而举家搬迁的村民又搬回来了。湖南师大内蒙古本科一批录取爆冷分数仅484全因2013年,兴国县被评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。

  水土保持住了,山下的水田实现了稳产丰产,山上一片片治理过的崩岗地也种上了油茶、脐橙等经济作物。兴国县扶贫办主任廖顺尧介绍,全县现有脐橙面积达15.2万亩,带动2000余户果农年均增收1800元;种植油茶66.1万亩,带动2.8万余户农民人均增收4500元。

  钟来发几年前种了近10亩油茶林,马上要挂果了。他掰着长满茧的手指算了一笔账:一亩油茶毛收入3600元,去掉成本1200元,净挣2400元,10亩就是2.4万元。

  站在自己的油茶林里,钟来发感慨地说,不是党和政府发动我们治理荒山,哪有今天?

  年长的孩子务工,李吉锴和老伴留在家里务农。不过,因为孩子多,要读书,家庭负担比较重,直到2009年李吉锴的新房才动工,在村里最晚。

  新房动工那一年,老五李士森大学毕业,这是八个家庭后代中最早的大学生。在外来调查组看来,这是八个家庭生活变迁的标志性事件。

  李士森大学毕业之后,在北京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,2011年每月工资一万多元,几年之后涨到近3万元。他的几个兄弟,也在政策帮扶和李士森的帮衬下陆续盖起了新房。

  “李吉锴家终于赶上了。”永丰乡党委书记肖燕萍说。“这些家庭要是生活没有起色,我们也揪心。”

  外来调查组把这八户家庭生活变迁视为农村发展的标本,那八个家庭中有五户在永丰乡。

  记者走访发现八个家庭中的十七户后人,均已脱贫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八户家庭后代中,受益最多的是住房、医疗、教育和产业等方面帮扶。

  脱贫攻坚带来了第二次建房潮。兴国对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,每户补助1.5万元。傅济庭的孙子傅传英一家被列为贫困户,也享受了政策。房子盖好的那一天,傅传英对媳妇说,这次终于跟上大队伍了。

  同样好转的还有李吉元。李吉元在家养了4头牛、100多只鸡。养殖业是当地扶贫补贴的产业,一头牛补贴2000元,每羽鸡鸭补20元,每只猪补300元。再加上儿子的务工收入,李吉元一家不仅脱了贫,还把2011年开工的新房子彻底完工,贴上了瓷砖。

  “2019年去的时候,差不多所有人的房子都经过粉刷,窗户都是铝合金的,空调、冰箱、摩托车、小汽车都有了。”去年7月,新余博物馆馆长高增忠找这八户家庭后代“走亲戚”时,对这些家庭的变化印象深刻。兴国调查会的旧址在新余,从1990年开始,每隔十年,新余博物馆都组团来兴国这八户家庭后人家里“串门”。

  兴国是有名的“模范县”和“将军县”。苏区时期,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,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多人,5万多人为国捐躯,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红军倒下。1955年至1964年间,兴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6位。毛泽东曾亲笔书写了“模范兴国”的奖旗授予兴国。

  兴国的尴尬,是曾经的“模范县”一度在经济发展上是“落后生”。过去胡玉春外出讲座时,经常有人问:“模范县”为什么还这么穷?

  2012年6月28日,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出台;2015年3月,《瑞(金)兴(国)于(都)经济振兴试验区发展总体规划》获国家发改委批复;2021年2月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》。在胡玉春看来,兴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,“这也是《兴国调查》八户家庭后人的发展机遇”。

 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,也是兴国调查91周年。高增忠给八户家庭后人中的代表发了邀请,请他们讲讲自家几十年来的变化。